要知道舞蹈怎么记谱,就从认识拉班开始
舞蹈也是有谱的。
瞬息万变、姿态万千的舞姿是怎么被记录在纸面上的呢?
这就要从享誉世界的现代舞理论之父拉班开始说起。
拉班与其舞蹈理论
鲁道夫·冯·拉班(Rudolf Von Laban)是享誉世界的现代舞理论之父、舞蹈科学家,有“舞蹈界的爱因斯坦”之美誉。

鲁道夫·冯·拉班(1879—1958)
自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Beaux-Arts)毕业后,1915年拉班在苏黎世建立了舞蹈学校,随后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建立了分校。他对人体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动作充满观察、探求的乐趣,并试图从中获取创作灵感。一战结束后,拉班又在欧洲诸多城市不断开办分校,广泛传播其人体动律学思想。
他创建的人体动作科学理论体系被称为“拉班动作理论”,囊括了力效学说、空间和谐理论、舞谱、动作分析、表演理论、动作教育理论等多个方面。他所发明的“记谱法”摆脱了以往其他舞谱只能记录个别舞蹈形式的局限,相反,可以通过实用科学的方法广泛、忠实地记录各种不同风格的舞蹈速度、力度、节奏、形式等,成为目前世界上流传最广、使用最为频繁的舞谱,对现代舞蹈的创作、记录和传播具有非凡的意义。
总而言之,拉班的创造性探索不再局限于舞蹈的动作、逻辑,他将对生命哲学、唯物辩证、宇宙空间等多个维度的思考融于舞蹈理论中,以普遍性意义的科学视角观照现代舞蹈发展。这种以时间、空间和肌肉能量等要素出发描述人体动作的理论观点也经由魏格曼、霍尔姆、格雷姆等艺术家的实践,为欧美现代舞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鲁道夫·冯·拉班和他的人体动律学
除了知道拉班,还得知道戴爱莲
中国舞蹈学界的拉班研究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先生从英国归来后,致力于将拉班的记谱法等动作理论体系应用于舞蹈教学和传播中。自此,拉班研究开启了中国本土探索之旅,从星星之火到蔚然成风,至今已有八十余载。拉班动作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是诸多舞蹈界前辈持之不懈努力的成果。
20世纪30年代,戴爱莲在英国留学时先后师从安东·道林、鲁道夫·拉班、玛丽·魏格曼等著名舞蹈家,其中拉班有关情感表现方法及舞台表演技术方面的理论对其舞蹈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戴爱莲回到祖国怀抱投身革命建设,自编自演了《警醒》《前进》《游击队的故事》《东江》《思乡曲》等一系列歌颂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舞蹈,对抗日救国运动起到了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同时,她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规划、有针对性,并且分层级地推进拉班舞谱及其理论的普及和推广,她运用拉班舞谱记录藏族舞蹈、秧歌、霸王鞭,以及纳西族祭祀舞蹈等多民族、多地域的中国特色舞蹈,又创作了《瑶人之鼓》等民族舞蹈。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上海等地数次举办拉班舞谱学习班,组织专业考试,由浅入深、层次分明、循序渐进地培养人才,为促进中外艺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戴爱莲(1916—2006)
如果说戴爱莲先生在实践层面的努力为中国的拉班研究打开了一扇光明的窗户,那么郭明达先生在理论层面的解读则为拉班研究丰满了羽翼。20世纪80年代初,旅美归国的舞蹈教育博士郭明达先生奔赴祖国各地开始欧美现代舞讲学活动,其中就包括拉班的动作分析理论、力效研究、舞蹈哲学,他还对《人体动律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解读,并发表多篇相关介绍文章……总而言之,郭明达先生以讲座、授课和著书等多个途径扩大了拉班研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传播面。

郭明达(1915—2014)
此外,刘凤学、罗秉钰、吴静姝、张苓苓、冯碧华等前辈学者亦是拉班舞谱得以在中国发展延续的中坚力量。这些前辈艺术家凭借自己的努力不仅使拉班理论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生根发芽,还使中国“拉班研究”在国际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拿来”与实践
回首过去,中国现代舞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萌发直至当代复兴繁盛,其成长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磨合与交流,“拉班研究”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亦是如此。戴爱莲先生最初引进“拉班舞谱”时,便指出不能单出局限于“拿来”,而是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坚持“因地制宜”“为我所用”的观点:
通过学习拉班舞谱这一科学的人体动作分析法和记谱法,用于记录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使之能够更好地保存和流传。并通过舞谱与世界各国开展艺术交流,更好地为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服务。
拉班记谱法弥补了舞蹈短暂易逝、动作不易保存等问题,客观推动了中国古代舞蹈研究、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传承与发扬。戴爱莲先生在国外演出时,以拉班舞谱记录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为国外震撼,中国舞蹈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也开始受到尊重。
可以说,舞蹈先驱者、研究学者对“拉班研究”秉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以凭借敏锐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一面立足世界,一面继承传统,吐纳出新,不断彰显本民族的文化气质与价值,使得舞蹈专业从象牙塔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